8月22日，利物浦三声枪响，11岁的瑞斯•琼斯（Rhys Jones）倒在血泊之中。据目击者报告，枪手是当地十几岁的青少年。首相布朗在第二天发表声明，宣布要严厉打击青少年帮派问题。引人注目的是卡梅隆在这起枪击案件中，异常活跃，试图重新提升选民对自己的注意力和信心。

本周另外一起涉及青少年犯罪话题，卡梅隆也倾注了同样热情。十二年前，一名意大利裔青年杀害一名英国教师，今年刑满释放之后，律师根据欧盟人权法案，使其免于被遣送回意大利。8月24日，卡梅隆批判欧盟人权法案，并指责工党的欧盟立场。

这两起事件暗含了将来选举的两大软性话题：青少年问题和欧盟关系，也是卡梅隆本周对“布朗反弹”的还击。在本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卡梅隆直接表示让布朗马上开始大选，言外之意，自己和保守党已经准备好了。

事实的确如此，保守党也开始在这两周，逐渐推出自己一系列政纲，唤起民众对自己的兴趣。在上周保守党发布了一系列税改计划。卡梅隆在短短一周之内完成了人权、NHS、青少年犯罪等话题的评论，足见其亢奋和反抗“布朗反弹”（Brown Bounce）的决心。

与卡梅隆极度活跃相反，布朗一直对媒体头条保持了足够的谨慎，即使在当上首相之后。布朗在本周拒绝了对欧盟公投的提议之后，对于遣送案件的判决结果，也表示支持法院决定。在琼斯枪击案上，布朗发表了打击青少年犯罪声明之外，更多的警方对嫌疑犯的搜捕。

布朗的谨慎似乎是建立在对自己的准确估计之上。《独立报》最新的分析发现，“布朗反弹”在赢得民心之外，并不能保证了选票。首先，上个月以来，工党支持者中支持布朗的人数不升反降，从85%下降到83%，而保守党支持者选择卡梅隆的是93%。其次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工党支持者对提前大选，信心不足，12%的工党支持者表示自己还不会去投票，而保守党是9%。

让工党欣慰的是，卡梅隆的亢奋，有可能正让其公共形象面临布莱尔化的危险。卡梅隆本周表现和十四年前的布莱尔及其相似。故事也发生在利物浦。1993年2月12日，当地一名叫詹姆斯•布格勒（James Bugler）的2岁儿童， 被两名10岁的男童从母亲身边骗走，沿路遭受虐待，直至死亡，近四十名目击者却无动于衷，之后，布格勒的尸体被放置在铁路线上，惨遭火车碾压。该事件导致了当时英国民众极大愤怒，也引爆了持续不衰的青少年犯罪话题。

当年布莱尔正是工党的影子内政大臣，发表了一通声情并茂的演说。而当时内政大臣霍华德，卡梅隆之前的保守党领袖，收到了一份有着30万份签名抗议书，要求两名儿童的刑期不少于10年。

青少年问题真的能够给卡梅隆形象带来突破吗？事实上，新工党政府在打击犯罪上的，成绩相当可观。本周琼斯枪击案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起偶然事件，并不能给工党打击犯罪成就抹黑。青少年犯罪是英国社会共同问题，当年的布格勒事件正是保守党政府的耻辱。

现在卡梅隆反击的再厉害，并不意味着保守党能够做得更好。 

其实，我论文已经写了一半了，但是英语写作一直困扰着我。我知道自己目前的论文，比爱因斯坦的小板凳都难以出手。记得来的第一年，我一直以为凭着自己乐观爱交际的性格，能够认识一大帮本地人，迅速地用本地英语来插科打诨，不分彼此地亲切熟络。

事实比我想象地要复杂得多。

一年后的夏天，我要给自己的一张信用卡付帐。到了银行之后，服务员让我去给信用卡公司打电话。注意是电话。我根据她的指示，进了一个小隔间，一个电话机，上面是从0到9的号码，等我拨了号码之后，我压根就没有听懂。等我离开小隔间的时候，就好像从桑拿房里出来一样，我的手都已经出汗了。服务员小姐还在忙，我头一低，走了。

以后我搬家，再搬家，进去过几次银行，小姐总是很热情让我去打电话，初次的挫折感太强了，我一次都没有去。时间久了，我也忘了，银行的账单不来，居然也就没有什么负债的感觉。

三年之后，也就是去年的圣诞节前，我突然收到一份红色标记的信。一份冷冰冰的催款信，措辞颇为专业，简单翻译如下：给你7天，否则上法庭。金额已经从我记不清楚的200多镑，陡增到近500镑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催债公司。

在这过去的三年中，我一直在考虑提高自己听力，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摸索出来听广播是不错方法。于是我爱上了洗碗和做饭。我的理解是这样：不管是洗碗，还是做饭，都可以一边做，一边听，人被泡在英语的声波里面，总会给大脑皮层镀上点锈。

经过半年的修炼，我基本上达到了一定水平。比如一场银行抢窃案，我听了一次BBC广播新闻，基本上能够理解好像是三四个人，不知男女，姓名不详，大概是从巴克利银行，似乎是下午，可能是在伦敦附近，用VAN（面包车），这个词太熟悉了！抢了一笔钱，金额还没有听清楚，到了中途某个地方，地名比较复杂，也记不住，掉了个包，现在不知道怎么样。

在这样的训练垫底，我找到了那家三年没有去过的银行，态度极为强硬地指出，你们的服务很有问题，为什么我换了地点，就不给我发账单。服务员异常亲切地给我三年账户的明细，并且道歉自己工作做得不够。

在强势得手的鼓励下，我给那家催债公司打了电话，我终于可以在电话里表现一番强硬了，杀杀这500镑的价。然而，电话那头的男声，听到我要说查账单，立马用强硬地口吻，告诉我，你只有一个星期时间考虑，而且你听清楚，我把明细电话里告诉你，你最好拿支笔记下来。一直到最好，听到对方的再见，都说得异常简短干脆。我突然觉得是自己错了，而且是个大错。

我突然想起了过去看到某海归回国当了教授，在海外欠了信用卡的账，可能被方舟子给曝光了，大概明白自己也在未来丑闻的边缘。虽然这次没有出汗，我自己也的确找不出来太多和银行、催债公司讨价还价的理由，500镑就500镑啦。

昨天，见到导师，相谈甚欢，听力口语应付自如。但是他把我的文章改得到处见红，就好像那逢圣诞节前的催款信。回家后，我写了封感谢信给导师，说，中医说汗出的多，感冒好得快，您只管改。

8月12日，英国生物专家宣布口蹄疫可能很快得到控制。此次，布朗政府展示出来的效率和成绩，已经大大超过了2001年布莱尔的糟糕表现。当时那场口蹄疫，成为布莱尔内政上有永久败笔。YouGov民调显示，这场口蹄疫给布朗政府带来的超越保守党10个百分点的支持率。这是工党自伊拉克战争之后，领先保守党最好成绩。

此间，有舆论建议布朗趁热打铁，宣布大选。按照英国选举规定，布朗是接替布莱尔完成剩下的任期，2009年为止；另外一种可能是，现任首相布朗可以宣布提前大选，真正赢得属于自己的大选，从2007年开始执政，到2011年。

本周布朗任命门德森（Jon Mendelsohn）为大选执行人，与现任的国际事务大臣道格拉斯•亚历山大（Douglas  Alexander）组成搭档。从9月份开始，门德森将重整工党在选举经费、党员组织和选举机构三方面的资源，为下一场大选准备。此次任命被外界看作布朗有可能提前进行大选的信号。

如果说，布莱尔让1997年之后的新工党提升了“可选性”。最近，布朗已大大提升自己的“可看性”。现在选举时间表不是问题，关键是布朗准备好了吗？

大选协调人亚历山大值得关注。此人生于1967年，在本届布朗内阁中不容小觑。从背景渊源上来说，这位来自苏格兰的新生代政治家，与布朗关系密切。上任之初，他在7月23日一次演讲，被媒体解读为布朗政府有意与华盛顿拉开距离，是布朗外交的真正掌舵人，而不是外交大臣米利班。后者鲜明的亲美立场，被归入了布莱尔路线之列。

早在在6月24日，亚历山大被布朗任命为大选协调人。从履历上看，亚历山大选战经验丰富。在2001年大选中，亚历山大同样担任协调人角色，新工党当年在处理口蹄疫失当压力之下，依然获得压倒性胜利。选后，亚历山大被布莱尔委以贸易工业部大臣。

与布莱尔新工党相比，布朗目前集聚了一大批60后的政治家，打造出“新新内阁”。除了米利班兄弟（分别是1965年，1969年）、亚历山大（1967年）之外，波尔斯（Ed Balls，1967年）也是值得关注的中坚，目前是儿童学校家庭大臣（Minister of Children, Schools and Families，原来教育部分出来部门）。他秉承了工党与费边社传统，强调社会福利，是布朗担任财相期间的首席智囊，将来工党经济政策将由他来掌舵。

但是人和之外，布朗天时有欠。首先是布莱尔长期执政造成的“审美疲劳”，让新工党在财政上的支持下降，党员也在减少。反对党保守党在选举筹备上，抢了先手。首先，在经费上，大大超过工党；其次，保守党已经完成了选举政策整合，涵盖了关键的经济、公共服务改革、生活质量、全球贫困、社会正义和安全等方面，相反工党的政纲还在撰写之中；第三，保守党今年地方大选胜出，所控制的选区超过工党，这被认为是前保守党领袖霍华德长期经营结果，工党要突破，短期之内难度很大。

布朗现在最大优势是民调，历史的经验却值得借鉴。1990年11月，撒切尔夫人迫于党内压力辞职，梅杰接棒出任首相。15个月之后，英国遭遇经济衰退，梅杰宣布进行大选，梅杰以亲民的“肥皂盒演讲”，站在街头的肥皂盒上宣传自己政纲，险胜工党。然而，保守党无力解决经济衰退，1997年，梅杰在大选中惨败，成为保守党历史上最惨痛的滑铁卢。

其实这条河在口岸处，狭窄处区区五米。

到了河的对岸，我在城铁上第一时间知道威廉王子和女友分手，接下来两天，港报热评梁家杰竞选失利撕裂泛民阵营。深夜的地铁站内，夜归人站在电脑前看金像奖和电影月的资料。

这是我第一眼里的香港：资讯发达，自由有序。在还没有熟悉它的时候，写出新鲜感想。

十年后的初会

1997年的7月1日夜晚，我和几个朋友爬上了大学宿舍楼顶，一是避暑，二是看焰火方便。楼顶很平，站在上面，好像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马小军在大院楼顶俯瞰一切，印象中农园（北大食堂之一，当年设置大屏幕，放映回归交接仪式）方向，欢呼声起，如热浪般渐渐袭来。

就在那个淡然的回归夜里，我突然有强烈的预感：这座城市将会成为自己思想的资源之一。后来陆续认识了一些香港朋友，然而很多朋友仅对大陆生意和学普通话感兴趣，酒肉之后，常有相对无言的寡趣。99年前后王朔《无知者无畏》和《美人赠我蒙汗药》相继出版，其中过于香港流行文化和文化沙漠的争论，异常触动心弦，身在大陆，即使一点关于香港的只言片语，也会加以臆测，放在脑子里，以求将来对证。

之前，我从来没有去过香港，对香港的想象却从来没有停止过。香港在我的脑海里，沉积了不同年龄阶段视野和社会经验。如果以影视为切入点，最早是邵氏、长城、李翰祥和李小龙，因为我小时候，常常看到引进的一些香港武侠片，其次是《大地恩情》、《霍元甲》、《上海滩》等港剧。之后，心有城府的周星驰，将自己无厘头电影自成一派；看完《蛊惑仔》和《无间道》之后，我恶补了李小龙全部作品，就离开了大陆。

也许那个回归夜，自己过于淡漠，近乎做作，于是事后常常检点一下“爱国心”。偶然机会看到香港导演陈果的《今年烟花特别多》，这成为自己理解香港的一个开始。在2005年平安夜，我独自在家，就着一瓶白葡萄酒，将陈果所有作品重新看了一遍。

这些都是香港的“软文”，硬战是回归后的争取普选运动。在香港三天中，每天我都买当地报纸和杂志通读，曾荫权选举大获全胜暂且不说，泛民阵营内讧颇为引人注目。

2002年开始，我开始关注香港民主派和普选。尤其跑到布里斯托来，隔壁的巴斯曾经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选区。周末在家，我常看星岛旗下的《星岛日报》和《东周刊》，翻了几次之后，大致判断是亲大陆立场，因此上面社论和有关民主派报道，自己常常从正反两面看，争取抽出一些中性事实。

在2006年，我在布里斯托华人BBS上遇到了两名至今让人印象深刻的香港网友。因他们介绍读了练乙铮先生（中央政策组顾问，《信报》总编）的《浮桴记》，也因这番阅读之后的争论，初步体会到了香港民主派的锋芒和论战功夫。

依然第一

在铜锣湾书店，我翻到几本关于香港文化的评论。除了金庸先生（《明报》创始人，小说家）和林行止先生（《信报》创始人，评论家）自创报纸，文商兼通，陶杰，董桥等作家能够借助媒体，获得影响力以外，香港普通文人（包括艺术家）和小市民比，都有很强的边缘感，一方面有点怨这个世道功利，一方面坚持自己事业，几乎偏执的感觉。

如果把香港人视为一体，那么这个整体的边缘感也在正在蔓延。这个话题在回归之后，董建华时代就在讨论，现在更加醒目。2007年，香港文化界中怀旧风渐盛，滋长了“边缘化”的情绪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香港很多新团体，正在涌现，比如三十会，就是带有很强香港本土色彩的青年社团，颇有“影子资政”的风采。

也许，我还是个新鲜人，满眼看到的香港，好处都还说不过来。虽然九广地铁公司饱受批评，然而这三天两夜里面，我常常坐船从大屿山到港岛，在港岛坐地铁，走天桥，其中的顺畅自如，非中国其他城市所能够比拟。

最近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，香港第一，京沪紧随其后。但是我敢断言，京沪对香港，不是在争夺冠军的层次，而是追赶学习的阶段。

《今年烟花特别多》其中退伍兵一段台词，大致是当兵时候常常想着上战场，直到回归却从来没有真刀真枪干过，如今退下来了，才知道谋生比打仗更艰难，于是一群退伍香港兵去抢银行。其中大喊一句“这里就是战场。”

在我读书角度听来，是对自己在英国求学谋生的棒喝，也可以放到香港回归至今，普选诉求的政治角力剧本里，还有将来香港面对的越来越多竞争。

而今，走过罗湖，直面香港，探测不到香港的人文、民生和政治底深所在，然而激烈的锋芒不能失去，肯定不能够失去。套用陈奕迅《十年》一句：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。

为人做事，要成功，靠认真。这点毛泽东都不否认，香港应该也不会丢掉的吧。

2005年一个中午，我沉浸在实验室里，把午饭推迟到下午3点半，结果我的胃彻底崩溃了。那次之后，我从一个可以三天不吃饭的少年人，一下子进入了到点不吃，能疼出虚汗的准中年状态。

从那之后，到现在，我午餐可以变成了一条巧克力加上一杯咖啡，能够及时吃上一口，胃就满足了，连简陋的三明治都可以不用，非常的不中国。

曾经有人讨论“中国胃”，认为中国人在海外能够适应一切，除了食物。而我的胃很不中国。相术上说，南人北相，是大富大贵。中国胃不吃中国餐，也可能蕴含着一种出奇制胜的人生。

胃的拿来主义

我从小有轻微的胃病，常年在外下馆子，吃饭局看似肆无忌惮，五湖四海，实则暗藏乾坤，谋划在前。

也许是胃病让自己养成了很多习惯。比如，因为注意饮食搭配，强化了想问题做事情要规划，点面俱全；因为胃痛难以传达，造就了自己有心事不说，自然解决的耐心；现在，开始注重了及时补充能量，渐渐地造成了饮食上拿来主义，也避免了不以中餐盲目自大，不以西菜高人一等的偏颇。

胃的虚弱一方面导致了自己选择食物比较挑剔，另一方面助长了对食物的不懈探索。这一定程度上是种补偿，就好像父母对自己有残疾的骨肉，总是有些溺爱。比如，我常常发狂似大啖各种西班牙、意大利和德国的火腿片，算是一种大脑对胃的溺爱吧，或者是体内缺了什么元素。

这么多年了，回家必有一个仪式，母亲常常搞了很多炖品给我吃。温州人很信这些东西，比如鱼胶、冬虫夏草、番鸭汁等等。我每次都是近乎呆呆地喝完，很少异议，因为我相信我妈不会害我。

这次我突然喝完了牛肉汁之后，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心理学上的安慰剂。母亲问问什么是安慰剂？我说就是没病去看医生，医生常常给你点无关痛痒的药，让你吃了觉得自己好了很多。

母亲大笑起来，说，也对，这个牛肉，炖了一天，连肉都化成汁了，真是没什么营养。

无所谓了，胃不好了，我也就不要什么营养。能吃就吃，管他安慰剂，还是不宜入口。进补和尽孝、思乡、爱国类似的，不在乎它对你怎样，自己的意思一定要到位，一句话，拿来就吃。

想吃和吃了想

在英国，我很少大呼小叫地要吃中餐。首先经济上不划算，其次我对饮食传统很忠诚，好中餐都在民间，尤其是原生地的民间。有人到了温州，非让我带去吃什么香辣馆，简直让人暴跳如雷。

不过这次回家，我的确带了两个外地人，去了一趟小馆子。瑞安（温州地区县级市，我真正的故乡）外地人多了，一开口我说普通话，服务员给我推荐这个，建议那个，我说了几句方言，就把服务生的好意给挡回去了。我带客人看了一圈，挨个介绍海产，然后娴熟地点菜，完全不容客人开口。

皮皮虾，这是北京叫法，粤语是濑尿虾，详见周星驰《食神》。比较正式叫法是虾蛄，温州方言叫虾扣弹，因为其两个螯，样子类似螳螂的镰刀，据说可以弹碎普通玻璃。

弹跳鱼，一种生活在滩涂的两栖动物，方言叫“花澜”，看过一则Guinness啤酒广告，有一组动物退化镜头，最后的一个两栖动物，舌头被冻住了，极力渲染Guinness啤酒冰镇之后可口，那个动物就是花澜。为什么叫花澜？却是我根据方言读音造的；另外一层意思，这种动物身上有花斑，取其华彩斑斓的意思，用“澜”表示在水边。

瓜子蚶，一种瓜子大小的蚶，爆炒；辣螺，一种很丑陋的海螺，居然是辣的，很有意思；水潺（鱼字旁），一种深海的无鳞的鱼类，肉质鲜嫩，做汤极为鲜美。

那一顿，其实是第二顿夜宵。之前我们在酒吧已经吃了鱼饼、炒螺丝、鸭舌头等零食。这顿饭一直吃到夜里快两点，应该说那夜，我的胃很中国，很家乡。

在英国，我对中餐的想念居然有点要断的意思。这种不祥之兆，让我有点明白为什么很多去了台湾的国民党老兵，最后都向现实妥协，在当地娶了第二个老婆。

原因是“想吃”和“吃了想”斗争， 类似于精神分析中的本我（ego）和超我（supreme）的冲突。“想吃”是原始的欲望，而“吃了想”是理念上认同，它们交汇在具体的“吃”上。当现实的吃，不能够平衡欲望和理念的时候，就让你不得不选择了。

从始至终，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困境中：有太多的“吃了想”，却不愿意迁就“想吃”的粗鄙，于是，我最终决定：不想吃。

中餐日远，胃很压抑。假如食与色真的是性也，每一次回国，每一次吃就是一场出轨。

后来看了一个同学博客，印象最深的是，中文系同学是集体租车去了昌平园 （当年北大校舍紧张，94年开始，一年级文科新生在北京昌平县分校，后来该制度取消）。回来的时候，很多人蹭光华管理学院或者经济学院同学的小车回家。

我就是中文系毕业的。

你还是没有变

中文系很多人做媒体，连我这个转投科学门下的中文逃兵，也自诩有“媒体情结”，在英国业余保持写作习惯。此次回国，拜访了很多做媒体的同学，有点寻找参照物的意思。

广州的南方报业和广州报业就成为当年很多同学南下的目的地。当我跑到广州的时候，发现两个同学，一个已经是政府宣传部门的副处，另一位是南方素以敢言闻名的报纸的主任了。

在官本位氛围之下，快三十岁的我，也有些喉咙头发干。这次回国之后，见人吃饭无数，也渐渐注意买单的是哪一位，先来后到的有些谁。

在深圳时候，一位同学约我吃饭。她毕业就工作了，换了好几家单位，现在打算出国读PR（public relation：公共关系）。当我出现的时候，她大叹我没有变化。我挺乐意从别人的口中，听到自己过去的样子。这一句没变，却让自己略有白活的感觉。

吃饭时候谈到一位同学，学术潜力股，当年成绩专业前三名，正在日本东京大学读文学博士，回到广州大家给他接风洗尘，结果他自述荒废了一年，无心做论文，大谈日本的风月。

我如心电感应一样地大笑起来，其实，从2005圣诞节到现在，我也荒废了一年多。校园生活，是一杯苦茶，没有烟酒刺激，但是养颜葆青春。只是喝不惯的，越喝越苦；喝出味道的，苦尽甘来。

只有不知滋味的，肚子越喝越胀，直到喝不动了，才明白自己不喜欢。而我和东大的同学刚好在摸着肚子品滋味，想想下步怎么走。

读书和学术

记得本科时候，一位老师说，你们毕业之后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：十年后相聚，希望每个人可以读完一本书。

我完成了这个作业。我相信大多数中文系同学都会完成这份作业。读书似乎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强迫症。我身在海外，常看本科同学的博客。虽然中文系一进来就宣布：我们不培养作家。时隔多年，我发现很喜欢自己同学写的东西。

的确，创作是靠才华，不是靠一个本科文凭。不过，中文四年，大量的阅读，潜移默化之下，每个人多少埋下了一些素质。身在媒体，我对比阅读不同背景人写的东西，中文系同学，文章风格，比较雍容大度，心底比较平坦，少有抖机灵或者剑走偏锋的姿态。

学术呢？90年代末中国，“人文精神”讨论是文化界对GDP中国最后一次正面冲锋。我们在这次冲锋号角的余音中，为学术兴奋了四年。

我是少数几个出国的人，也是少数继续为学术兴奋的人。我联系了一位在大学做讲师同学，他曾经是我的下铺，做了我敬仰的研究：文字学，在音韵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。

电话里，他说自己钱不多，在北京买不起房子。一打听居然每个月有七八千收入，着实不少了。要知道现在北大的普通讲师，也远低于这个数。这个收入在北京当房奴，还是很吃力。好在同学定力一流，不是常人可比。

回到老家，碰到一位在芝加哥大学读考古学的朋友，问及毕业打算，他毅然决然地说要回来， “在中国，我是主流。我可以用中文写一些有意思的问题”。其决绝的神情不亚于当初慷慨赴美，我笑他颇具“学霸”风采；不日，另一位在哈佛读人类学的朋友，也打电话给我，说自己准备7年拿下博士。

我们三人同一个高中出来，在同一所大学求学过，所读专业在文史哲之内，按照中国传统，是不分家的。记得一次从西安到北京的火车上，一个同龄人问我，你们这些中文系、历史系，还有考古，研究有什么用？

我略加思索，语调沉稳的说，这些学科有点像守墓人角色，造访的人很少，但是你想知道过去，总是回来找我的。

现在想起这个“守墓人”的比喻，我突然有些羞于下笔，很佩服自己当时的沉稳。

回头想想自己的大学，进去的时候，它是一座城堡，离开的时候，它是一座城堡的影子，留在身后。没有人是这座城堡的将军，而我是这座城堡派出来的刺客。

还有两年，就是大学本科毕业十周年。十年的时间，足以让很多人心中的城堡腐蚀成废墟。也许那时候很多中文系同学也有自己的车和房，不用蹭着别人的车子，赶去庆祝毕业十周年。

进口食品

我几乎隔三差五能够收到从国内寄来的包裹，打开来一看，有夏天的T恤，温州的皮鞋，还有难以形状的虾皮、虾干、万年青等温州特色食品。每次周末给家里打电话，母亲总是问够不够吃，而父亲则是关心电话费贵不贵。虽然我一再声明是用的SKYPE，形同免费，但是话一说多了，父亲常常有些不快，快到结尾处，常常就来不及说再见。

表姐、姐夫和侄子到家的时候，终于看到了我现在吃的生活。第一天晚上，我在家里掐算着他们到达的时间，自己在厨房准备晚餐。到了之后，寒暄几句，我便闪进厨房开始做菜了。十分钟内，青椒虾仁、卤牛肉干、芦笋烧肉、葱油茄子，外加一个西红柿鸡蛋汤，就出来了。表姐拿出相机，赶紧拍了几张照片，我颇为得意地说，务必把照片带到家里。

表姐从国内带来了大量的虾干、木耳等食品。临走前的早上，突然发现了我厨房里大量积压的黑木耳、大红枣，大为惊叹，说这些黑木耳足够吃五年，接下来就教我怎么烧木耳，炒鸡蛋、炒肉丝、凉拌等等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和我年纪相差不大的侄子家里，也有一罐吃了一年还没有吃完的海蜇皮。

反孝时代

这个时代，很多中国人观念已经被颠覆。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于我，变成了父母在家留，自己四处走。“百善孝为先”，变成了以少花父母养老钱为荣，不以借父母钱财供房为耻。我们家乡把这样的怪现状，风趣地称为“反孝”，这是时代的宽容，也让我这样的后进青年有些借口。不过，每每与在英国打拼的同龄人坐下，绝大多数人多少有一些“子欲养而亲不在”的潜忧。

在英国快有四年了，每次回国，都是机器大修一样，送回总部任凭拆卸擦洗，出门是家里添置的衣物，顿顿饭有久违的海鲜，夜宵有滋补的哈士蟆。晚饭过后，父母坐在我的身边，问英国如何如何，我期望每年的答案都有所不同，然而无非还是英国的夏天如何舒服，英国的饮食怎么简单，自己为什么这么瘦，什么时候能够毕业。现在想想，自己更像是一个报账的会计，而不是上缴利润的职业经理人。

父母日渐老去，什么时候能够让他们出国看一眼自己真实的生活呢？最精彩的回答，应该是，递上一份存折，说爸，妈，这里是一点到英国路费，你们找个时间来，顺便帮我把木耳给吃完吧。回头给妹妹来一句，你，去把爸妈的护照给办了。

据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英国回中国机票已经涨了，相反从中国来英国机票还是基本不变。我在临睡前的台灯下，算了一下那个假象中的存折，从哪里弄一点四位数英镑的存款，稍微减轻一下这“反孝啃老”的罪恶感呢？

嗯，是时候吃厨房里储备五年的黑木耳。

似乎大形势越来越明显，海外生活的幸福西洋景，正在一步步被戳破。

看到中国今年有可能超越德国，GDP跃居世界第三，国内朋友心底里都想问一问，你在英国还好吗？

当兵与海归

80年代，记忆中当兵是仅次于读技校（能够分配工作）、上高中（可以读大学）的出路，因为当了兵，回来会有国家安排的工作，这是最实惠的，那时候去当兵的一般根红苗正。

到了90年代初，当兵渐渐有了劳教的意味，孩子不听话的话，送到部队锻炼几年。确乎如此，我一个初中同学，成绩差得让家里担心，送到部队之后，回归之年，去了香港驻扎，可见其表现过硬。一次回乡偶遇，谈吐句句诚恳实在，谈起自己当兵第一年地点在甘肃，除夕夜先拿着脸盆去掏厕所，然后洗干净脸盆，拿来和面包饺子，吃完了，和老乡每个人蹲在宿舍一角，大哭一通。

如今出国也是遵循着当兵的轨迹。温州出国人多，80年代出国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到90年代小有气候，在欧洲大陆渐成网络，俨然更给“温州模式”镀了层金，从黑工到小老板的温州人，大谈自己如何在番人社会（温州话对外国人称呼）艰苦创业，简直是“此处钱多，人傻，速来”的海外版。

英国不然。

英镑的汇率如一道雄关拦在面前，其次是英国严格的移民控制，仅仅一段英吉利海峡，温州人始终不能够大规模的杀入英国。有关此间生活状态来源主要靠学生，而学生基本上是99年之后来的英国，那年英国开始在中国大力拓展高教市场。

绝大多数学生生活自然辛苦，传到国内，正值温州楼市走高，几乎每个人都赚的满盘满钵，亲朋好友围在一起谈楼市，问股经，大啖海鲜水果，听说英国蔬菜贵的惊人，一根芹菜30来块，海鲜也吃不到，于是舆论基本形成：孩子不听话，送到国外锻炼几年，好比当年参军一样。

好在哪里

别人问我喜不喜欢英国，我说喜欢。喜欢什么呢？却有“此中有深意，欲辨已忘言”的无力。

我不太说民主人权，说多了有点政治撒娇的意味，好比一本正经的朱军在《艺术人生》里夸奖张学友是“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”，张学友却说，“什么得意，我听不懂”。

如果说环境幽雅，人文氛围浓，好东西别人没有亲身经历，谈喜欢也是缺乏说服力。而且这样高调抛出“因为文化，所以喜欢”，听起来有些不够诚恳，第一是年轻，又不是来养老，第二，毕竟平常日子是生活在要交房租的屋子里，而不是免费参观的博物馆。那种言必谈中西文化比较的文章，也常常出自访学半年的学者之手。

因此，“在英国好不好？”，亲朋问得越多，我越发失语。更何况，这样的失语感偏遭遇“东风压倒西风”的形势。如果海外谋生拼掉了本土发展的机会成本，你开始在乎自己在哪里了吗？

请说实话。

布朗和米利班的合作在本周显得格外和谐。7月25日，布朗在议会提出两项国内反恐措施，首先是建立统一的边界安全力量，其次是将嫌疑分子羁押时间，从28天延长到56天。与此同时，外交大臣米利班出首次出访，选择了两大海外恐怖袭击策源地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，在阿富汗，米利班强调塔利班在复活，已经取代了基地组织，构成对英国的威胁。 

年轻的米利班长于政策分析，缺乏实际操作经验。因此，如何处理反恐问题，包括此次出访，米利班表现地相当谨慎。7月28日，他在阿富汗告诉记者，仅仅当了三周的外交大臣，自己不可能变成专家，他到阿富汗就是听与看。 

与在海外谨慎的涉入不同，布朗政府国内反恐开局相当强硬，而且顺应民意。布朗本周的两项反恐政策是旧话重提。统一的边界安全力量是保守党的主意，如今成为布朗新政，而延长嫌疑分子的羁押时间早在2005年布莱尔时期已经提出，只不过当时是90天，遭到了强烈抵制。现在，面对英国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，布朗这两张牌打得非常及时，受到支持，极大提升了他的民望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近三周英国洪水泛滥，国土安全问题似乎正在迎合英国民众的安全期待。这也为评估布朗政府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。从目前的趋势来看，反恐会成为英国外交的重点，直接到海外反恐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，也就是英国对中东和中亚的介入将会更加谨慎，却更加独立。

本月19日，米利班在伦敦皇家外交事务研究所（Chatham House）发表演讲，强调了一种新的外交策略，认为当今形势下内政和外交的区别已经消失，英国外交要采用软硬两种手段。这是一种极富完美主义色彩的宣言，但是能否推行，如何实现，那么反恐将是一个最好的试金石。  

拨开布朗和米利班本周的和谐表现，两人在外交理念上一个潜在分歧点值得关注。米利班在19日的演讲中，引用美国总统肯尼迪“没有幻想的理想主义”（idealism without illusions），肯定了英美同盟的关系；然而，布朗在本月12日，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，说英国一直是多边主义的支持者。与此同时，布朗在美国的保持距离，减少欧盟对英国外交的影响，姿态是非常明显。  

在布朗上台之前，米利班一直被视为布朗最大的竞争对手，但是米利班最终选择支持布朗，自己出任外交大臣。如果估计没有错的话，布朗对米利班的任命，是出于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，希望它成为一个外交素材，此前米利班正好是环境大臣，对环保问题有专门研究。可惜，两人却首先在反恐问题上合作。